联智财经文丛-经济学帝国主义5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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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的背后
(王治平)
出租车管理部门似乎特别好“色”。
才不过几年前的事情:他们规定,全城的出租汽车必须统一其外表的颜色,强令所有的出租车车主在规定的限期内,将汽车的外表重新喷漆一遍,即便是完全崭新的、外观色彩光鲜的汽车也不能幸免。并且,他们还规定必须到他们指定的喷漆工厂去喷漆,而那里的费用远比别处贵。
当时为了掩饰这种规定的不合理性,管理部门搞了一个花样:他们故意做出“民主”的姿态,在报纸上刊登了几种不同的颜色让市民来选择,“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果然,人们都被迷惑了,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起那些颜色来。大家都知道,这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的偏好问题,不会有什么结果。*后,当然由管理部门“集中”群众的意见,采用上半部分是红色、下半部分是灰色的组合色,于是,满城跑的都是这一种“上红下灰”的出租车了。
然而好景不长,*近管理部门又要改变出租车的颜色了。这回他们直接就规定了“上桂花黄下钻石银”的颜色,并声称这种颜色将逐渐取代过去的“上红下灰”,成为出租车的基本标志色。这次的一个新花样是说,拥有出租车200辆的企业在达到运管部门的相应资质要求后,还可以选用玫瑰红、湖蓝、炭红、血牙、深蓝、松绿等颜色。
为什么出租车管理部门特别喜欢在出租车的颜色上做文章呢?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寻租行为。因为它既是完全无效率的,又有凭借行政权力捞取私利之嫌。而所谓寻租,正是这样一种寻求非生产性收益的行为。
首先,出租车无须用外表的颜色来显示特点。出租车作为一种从事营运载客的交通工具,确实需要与其他车辆加以区分,以使消费者容易辨认,也为道路上的交通管理方便。但是出租车已经有了明显的标志,这就是它的车顶上的一盏标有“TAXI”(的士)字样的顶灯,它足以让人识别。而且这是出租车可以垄断使用的标志,车身的颜色却无垄断权,他人的汽车倘要喷漆成出租车的这种颜色,你也不能禁止,而一盏顶灯就已能避免鱼目混珠。
其次,强行重新喷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每辆汽车制造出厂的时候都已做了外表的美化,何必又要重新喷漆呢?白白花钱,*终要摊到消费者和出租车车主身上。除非是外观破损到了影响营运,使乘客望而生厌、不愿光顾的地步,车主自会感到有整修的必要,他人毋庸置喙。汽车的外观毕竟不是刹车装置之类可能会危及他人安全的东西,政府根本无须加以管制,就像政府不必去管每个人上街必须穿什么衣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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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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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勇办《经济学消息报》,他那种不买账、到处发掘年轻作者的意向与科斯(R.H.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编《法律经济学报》如出一辙。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别。科斯把学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小勇既没有大学资助,也没有广告收益,其困难可想而知。
——选自张五常教授《好文章是回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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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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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真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它的特殊分析方法相联系的。首先,经济学在本质上其实不像有人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所谓“数钱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是人们如何在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的条件下,通过行为和选择的改变,取得*大的效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是一种“行为效果学”,只要在有人、有人的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效果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可以是通用的。其次,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体的行为,而且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社会科学都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但在现实中,生存的需要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济利益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因此,理解了经济关系,的确也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经济学就显得很“强势”,很“嚣张”,很“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初当然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提出的,以形容经济学的扩张趋势,在人们说开去后,这个词可能让人对经济学产生误解,以为它无所不能,或者是它在自吹无所不能。
  其实,真正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很“谦虚”的,甚至是很“谦卑”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搞懂了经济学,他会是很谦虚的,因为他会知道,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
  首先,个人如何选择和决定,只是他自己才能做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论他对人的基本行为方式理解得如何透彻——也不能替别人作出决定。这是因为,经济学分析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幸福”或“痛苦”、“效用”或“代价”等等,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经济学的术语是“偏好”),小到吃饭的口味、穿衣的喜好,大到伦理道德、思想意识,都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每个人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能力兴趣、家世背景、社会关系,对自己和社会环境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经济学家知道一个人总会按照我们大家所接受的那个“公理性假设”即人都是要追求利益*大化的逻辑来行事,我们也不知道每个人所要*大化的那个具体的“利益”体系究竟是什么。也许经济学家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使他们信息更加完全,从而作出的决定更加正确,但也仅此而已,还是不能代替每个个体(个人与企业)作选择、作决定!经济学家甚至没有资格评判他人的决策正确与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偏好体系作出的决定!
  这种“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很大局限。我们可以用“偏好”、“效用”一类抽象的概念,就人的许多行为的基本规律作出一些“理论假说”,包括经济学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结婚、离婚、犯罪、改革制度、追求平等等等,但由于这些行为所涉及的“物品”(goods or  bads)不能有一个市场价格(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的定量分析就只好到此为止——由于偏好或效用的个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效用的不可比性,我们只能以 “假说”的方式给出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很难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的证伪。
  第二,经济学不但不能替代个人作决定,而且不打算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经济学总是以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作为自己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前提,而不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己任。你爱吃酸的还是甜的,好旅游还是好吸毒,你是只关心自己,还是也关心朋友和国家,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你在伦理学家、政治家、神父、文学家或记者的说教、感召、影响下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为选择,但那不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经济学只是把你的特殊偏好当做分析的前提,你改变了,再把你新的偏好作为前提,但经济学家原则上不打算去改变你的想法。有些人总是想赋予经济学更多的使命,想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列入经济学的范畴,那就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而是成了“经济学强盗”,因为那是在攫取不属于你的东西。
  有人曾问我,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不讲信用的人*终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比较讲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用道德会有所改善,这不是说明经济学与道德伦理有关系、经济的运行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吗?可是你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商业信用,可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信用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不讲信用在市场经济下*终是“不合算”的(会被惩罚),也就是说还是出于“算计”,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变善”了而改变了行为。使人们“变善”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去努力的事情,但经济学不把它当作自己研究范围内的本职工作。经济学的本职工作,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去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让不讲信用的人受到惩罚)。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经济学的确能够为公共政策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一个人追求利益*大化的行为如何构成其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而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大化的努力又必须把其他所有人追求利益*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这些都基于资源稀缺性公理性假设);因此,经济学能够以“均衡”一类的基本概念告诉大家,我们的所谓利益*大化,其实都是“条件极值”,是“不可能再大”,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均衡点,我们大家也要相互有所妥协,你占的好处太多,别的人、别的利益集团就会“反弹”,到头来你的损失会更大。比如社会平等这件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逻辑是只要机会均等、合法竞争、不坑蒙拐骗、不搞特权与腐败,贫富差别的出现,就只能归结为人的先天差异、后天努力、机会运气等,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但是,给定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这对经济学来说是“外生的”约束条件),富人集团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后果,拒不进行必要的或合理的收入转移和扶弱济贫(什么是必要的或合理的?这对经济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此经济学家必须非常谦虚!),社会*终可能陷入动乱以至内战的状态,富人致富的条件和享受财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对富人来说,也就是“不合算”;而富人多缴一点税用于社会福利,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合算”的(请注意,这里经济学所依赖的也不是富人的“善心”,而是他们的“算计”。那些寄希望于富人“良心发现”的人应该想一想,人的良心要是总不发现你有什么办法?!)。在这里,经济学所提供给社会的“政策建议”,不是“拉一派打一派”,而是告诉大家,收入极端不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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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口经济学帝国主义(序一) 张五常口经济学的谦虚(序二) 樊纲口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自序) 高小勇001 出租车的“租” 汪丁丁006 好“色”的背后 王治平009 出租车市场的两种制度安排 王自力013 出租汽车的“明码标价” 孔繁来018 温州的士的租金配置 任晓023 “黑车”的地位 何威026 一元钱出租车的生存之道 石桂峰029 从沈阳上海出租车看南北差距 谢作诗033 评武汉市府“禁麻”行动 王群仿038 武汉“禁麻”胜利了吗? 陈立兵042 管制的执着与忍受的英勇——中国城市郊区紧张蛰伏的一个解释 张伦忠049 踏车者言——对性别职业隔离的案例分析 郑恒053 往返票价为何相差甚远?唐德鑫056 无法禁绝的农村道路收费站 曾荣庆061 厦门与抚顺出租车市场比较杨志勇 靳俐064 虚构的“事实”——抚顺市出租车司机收入形式的实际情况 李刚067 抚顺的出租车会成为爱尔兰的土豆吗? 杨志勇 靳俐068 法国租车市场的蹊跷 马南072 私车里的负租 汪丁丁078 轿车进家庭是战略失误 刘福垣083 砸车与懂法 敬波086 车牌拍卖与交通拥堵 郁忠华088 上海私家车牌照拍卖价中的蕴涵 赵晓雷091 评一种“坏”制度的废止 陈立兵094 如何解决城市停车场悖论 陈国辉099 “拖车”的背后 安树伟 陈南岳103 “拖车”中的“租金” 李增刚106 三言两语议拖车 韩朝华 郭梓林109 南大的路障和北大的买路钱 李建标113 中国车险制度变革分析 陈剖建彭金柱蒲海成118 西安交通与规则意识 沈健121 福州市府为何忌恨电动车 赵世勇127 权利的巧妙配置苏浅133 也议上海隧道收费 曲文轶138 政府干预“惹祸”不计成本?——答曲文轶先生 戴宏伟140 析公共资源的民营化进程黄文平147 另类的公共品配置 吕明晓152 给广州公交建言 袁星侯156 杭州公交IC卡的风波 李建琴161 公交IC卡的是与非 陈勇兵164 苏州公交的困惑 沈健167 质疑国内公交车“一票制” 肖武岭170 “钱江义渡”与“免费公交” 王治平173 一项巧妙的制度安排 周明建176 中巴客运的制度安排 李海平180 机场罚款是是非非 王玉霞183 机票价格改革后为什么不降反升? 苏晓春187 燃油垄断与机票涨价 李莉 张文海 张玉田192 铁路部门的制度约束 蔡永慧195 从铁路的性质看定价 黄景阳198 有治“票贩子”的制度吗? 李多200 厦门购票南京被罚——铁道部门缘何一地一个规则? 万莉203 火车站候车室的故事 唐国培 王志鹏208 客车上的经济科普 敬波212 在去安康的列车上 周新生217 黄河中游的航运难题 安树伟222 一个乡村摆渡的收费制度变迁刘宇舸 李丽霞226 蹲在摩托车上的中国农村 ——从农民一个消费偏好推测农村市场的非收入局限 唐德鑫230 购物大巴与公园免费 刘鹏233 “剩余”的故事 王治平236 自来水的麻烦事 许彬240 弟弟是个粮贩子 杨强244 米市里的学问 吕明晓247 麦当劳在中日的不同际遇 李俊慧251 自助餐的生存之道 魏睿255 析上海领月饼之怪现象 张松涛259 北京的“成都小吃”现象剖析 周勤263 独家饭店为何关门大吉? 郭强266 评武汉当局鼓励投诉“*低消费” 吴建军 郭家虎

封面

联智财经文丛-经济学帝国主义5

书名:联智财经文丛-经济学帝国主义5

作者:高小勇

页数:269

定价:¥28.0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07-01

ISBN:9787505412224

PDF电子书大小:58MB 高清扫描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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