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情报告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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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
在中国现有的13.2亿人口中，有2.5亿网民，这个数字超过德国、英国、法国的总人口。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上午同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指出“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是中国网民权利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结合2008年春天以来中国网民在反对藏独、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到，网民权利正得到空前提升，互联网的自发秩序正在逐渐形成，网民社会呼之欲出。
网民权利是建设和谐网络社会的基础。研究网民权利，对于理解和推动中国互联网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思想＠网络·中国”项目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于2007年年底立项，自2008年起，开展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专题研究。课题组选择将研究的起点放在对中国网民的研究上，研究的重点或主题同是“网民权利”。课题研究从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到2008年中告一段落。
为了便于非学术背景的读者阅读，我们将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和结沦，集中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中，而将对这些观点与结论提供实证支持的数据分析部分，以《网民权利偏好调查报告》为题，作为《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的“技术附录”独立成篇，供关心相关数据细节的读者参考。
绪论：困境与共谋
政府与网民共同面对互联网新事物的挑战，世界各国皆然。除了政府要单独面对的挑战，如基础设施的挑战、信息安全的挑战、监管的挑战等，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那些通过政府与网民合作可以共同应对的挑战，可以共同解决的问题。显然，互联网的挑战是深远的，现阶段即使政府与网民充分合作，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我们希望找到现阶段政府与网民面对共同困境的解决之道。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从共同的问题谈起。
一、网民的困境何在
中国网民数量迅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网民**大国。互联网作为新生事物，网民的许多权利属于增量的范畴。然而，他们的失范行为作为*突出的问题，正困扰着方方面面。网民的困境在于，本想获得更大的权利自由，但由于责任和义务缺位，反而使自由遇到更大限制。网民责任与义务的缺位，反映了网民自律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现在的网民正像30年前的农民、20年前的乡镇企业家那样，自发地、每日每时地释放着非体制的力量。在这种非体制力量中，包含着新产生的权益要求。
在以往的社会结构中，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精英得到了效率导向的市场化政策的关照；弱势民众正在得到公平导向的以人为本政策的关照；知识分子也在改革中得到实惠。政策覆盖主要利益群体，是改革、发展和稳定得以兼顾的保障。
然而，随着规模不亚于以上利益群体的网民的出现，平衡正在被打破。网民人数之众，已不能被视为利益格局中可以忽略不汁的部分。
当前，一方面网民的正当权益未得到全面清晰的界定和应有的保障。权利受到侵犯，义务就无从谈起。网民的正当权益一旦受到侵犯，事实上往往求告无门，这不利于他们对应尽义务的理解。
另一方面，政府单方制定规则，加剧了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由于网民没有参与到互联网管理规则制定，网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网民普遍缺乏承担责任、自律自治的动力，放纵性地经常“出轨”。反过来，更受损害的又是网民自己的权益。因为不尽义务，就不能充分享受权利，一旦造成重大负面后果，还可能招致更严厉的管制。
就这一意义而言，建立网民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机制，是网络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障。
二、政府的困境何在
政府的困境在于，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地管理，反而管出越来越多的网络“暴民”。有学者统计，截止到2006年7月，政府14个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多的国家。其中涉及内容监管的至少有14项。此后，仍不断出台新的法规。但这只是将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地面压入地下，将网民的能量积聚起来，它们随时可能借助突发性事件而形成集中的爆发——不管这种爆发是向着对政府有利还是不利的方向。政府为维护稳定，不得不加大监管力度，为此付出比利益疏导型政策大得多的治理成本。
当前许多监管措施，反映了在全能式监管下的应急和短期行为的特点。
一方面，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具体执行者有待从全能式政府的思路和本位利益中摆脱出来，这种模式反映存网络监管上，即管了大量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另一方面，政府对网络发展规律和网民权益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对网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然权利加以区分，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
全能式监管，既加大了管理的成本，又削弱了管理的针对性和效果。互联网治理“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的不良循环，既是政府的困境，也是网民的困境。
三、政府与网民需要共谋利益，共同制定规则，共建和谐网络
互联网是谁的？如果只是国家的，那么对于没有规则制定参与权的网民来说，互联网就成为可以“乱撒种”的“别人的地”。其实，互联网更是所有网民的。总的来看，网民是建设和谐网络社会的积极力量，而不是消极力量。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和谐网络社会需要政府和网民共建，服务型政府要为网民服务。对网民，不光要堵，而且要疏。
网民是网络社会建设的基础，网民的基本权利是基础的基础。网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尊重网民的基本权利是调动数亿网民积极性参与网络治理不可遗漏的环节。网民的基本权益、斥求，与企业家的利益诉求、弱势民众的利益诉求、知识分子的诉求一样，都应得到同样认真的对待和切实的保障，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数亿网民的积极性，共建和谐网络社会。
在程序上保证网民参与制定规则，是保障网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实现方式，也是平衡网民与政府关系之天平。在它的两边，不可缺少网民参与，不能遗忘政府服务。程序正义是制定规则的规则。没有程序正义，单边制定的规则，就很难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容易偏离自然、中正的轨道，难免治乱波动。
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共建和谐网络社会，离不开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网民、企业、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任何单边主义——无论是政府的全能主义，还是网络暴民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建立政府主导下的网民参与机制，可以有效建立网络秩序。
对此，首先需要网民和政府明确存在的共同利益，就当前可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共识。
**章 网民是什么、不是什么
一、网民与非网民*大的不同在哪里
不了解网络的人可能认为，网民与现实中的人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但我们在“思想＠网络·中国”项目的支持下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这不是事实。
网民与非网民*根本的区别在于，网民具有更明显的多元化和自组织的特性。网民的多元性特性，来源于网络的节点特征。网络的分布式、离散性、去中心化的离散系统特点，决定了网民主体价值多元化的特性。网民的自组织的特性，来源于网络的联接特征。网络的互联、交互、协同的复杂系统特点，决定了网民自组织、自协调的生态特征。
与非网民相比，网民具有特殊的权利意识。调查数据表明，网民权利意识中，有别于非网民的多元化取向，具体反映在选择的多元化上。有高达91.2％的上网人群看重互联网“可以提供更多选择”的好处，这比不上网人群的比例高出了一倍多。与网民收入状况的交叉分析显示，迈过基本温饱线的网民，自身主体价值意识明显提高。
分析不上网人群的行为特征可以发现，不上网人群比上网人群的多元自我选择意识明显偏弱。尤其是中年以上不上网人群，其多元自我选择的意愿更弱。
总之，调查表明，网民比非网民表现出强得多的主体价值多元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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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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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藏独、反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组织护卫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爱国红心签名、呼吁抵制家乐福到“5·12”大地震灾情披露、救灾动员、民意表达与决策的互动。网民的力量已经成为社会重大事件中不缺失的重要一环。
《中国网情报告》关注的是互联网、网民权利、网络使用偏好、草根精神如何通过互联网络浮现到大众关注的视野。今天，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网络在成为资讯的来源，工作的得力助手之后，现在更成为了传达民生民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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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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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向东，1954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现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兼职教授，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化轮训项目（2006～2009）兼职教授。国务院学位办管理学科（工商管理）博士授予点评审咨询专家。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信息化、互联网领域的政策研究、学术研究和市场研究。近年，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发改委、国信办、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总局等机构委托的信息化理论与实践、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方面的十多项重要研究课题，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调研项目，单独或合作发表了《信息化：中国21世纪的选择》、《中国：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电子政务行政生态学》等多部学术专著，以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汪向东教授是“思想＠网络·中国”计划的项目协调人之一，他所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是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知各机构之一，也是“思想＠网络·中国”计划联系国内相关学者的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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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编者的话**篇 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第二篇 网民权利偏好调查报告第三篇 网上“新爱国青年”运动：思想、文化与自组织第四篇 中国网络社会调查报告结语
封面
书名:中国网情报告
作者:汪向东 主编
页数:192
定价:¥24.0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1-01
ISBN:9787802255951
PDF电子书大小:158MB 高清扫描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