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网盘]瘟疫周期:人口、经济与传染病的博弈循环 PDF

节选

前言 21世纪初，全球两大致死元凶是心脏病和卒中。这也可以用来证明人类最伟大的胜利：直到最近几十年，大部分人都还活不到死于心脏衰竭的年纪，而是会被各种传染病击倒。传染病会夺走年轻人的生命，甚至在全球疫病的大灾难中横扫所有人口。 新冠肺炎是可怕的灾难，它提醒我们，我们与传染病的战斗还远远没有完全成功，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人口增长、疫病横行然后又复苏的循环，虽然远远没有过去那么惨烈，但也仍然伴随着我们。上个世纪新出现的传染病，比我们已经消灭的要多得多。冠状病毒也已经证明，如果人们只能被迫仰赖对传染病的第一反应——逃之夭夭——来与之对抗，那么我们需要承担多么大的代价。 但是，尽管2020年是全球悲剧性大败退的标志，近年来我们在对抗传染病上面取得的进步仍然令人瞩目。2015年，在考虑写作本书时，我跟数百名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一起挤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的地下大厅，参加一个名为“根除之路上的经验教训”的活动。那些上台的人，撇开他们的谦逊不谈，每一位都因为自己做出的贡献而享誉全球：塔夫茨大学的杰弗里·马里纳（Jeffrey Mariner），发明了一种稳定的牛瘟疫苗；佩德罗·阿隆索（Pedro Alonso），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了全球疟疾项目；弗兰克·理查兹（Frank Richards），来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与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奋战多年；克里斯托弗·伊莱亚斯（Chris Elias），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该组织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还有威廉·福奇（Bill Foege），提出了在全球根除天花的策略，并由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 这五位演讲人致力于扑灭的传染性杀手中，有两种已经被完全消灭，两种已经处于被根除的边缘，至于说剩下的那种祸害，在我们有生之年也非常有希望看到人类大获全胜。1980年，天花根除运动大获成功。20世纪前面那80年，全球有数亿人死于天花，但从1980年起到现在，只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疾病——是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因科学样品意外泄露而感染。2011年，牛瘟病毒在全球灭绝，结束了一种曾杀死数百万头牛的疾病，而这些牛的主人，很多都来自这个星球上最贫困的家庭。牛瘟很可能也是人类大杀手麻疹的源头。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再次变异，成为另一种可以跨物种传播的疾病。麦地那龙线虫（会导致剧痛的水泡、呕吐和眩晕的一种寄生虫）的发病数量，过去20年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了99.9%以上。截至2020年4月，自然环境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致残甚至致死）已经被限制在两个国家。2000年以来，全世界有34个国家，包括中国、阿根廷和南非，在消灭疟疾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进展，死亡率平均下降了87%。 这些以及更早的胜利，都来自数十亿人的共同努力。其中有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是她推广了天花接种——最早能够有效预防天花的措施；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拿牛痘做试验，造出了最早的疫苗；阿里·马奥·马阿林（Ali Maow Maalin），最后一个在实验室以外感染天花的人，余生都在跟脊髓灰质炎做斗争；还有塞勒玛·法鲁基（Salma Farooqi），因为给儿童接种疫苗对抗上述疾病的“罪行”，遭塔利班严刑拷打并残忍杀害。 我想说，最近数十年来，全球在改善健康状况的运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些人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但是在讨论历史的书中，“英雄”和“进步”都是会引发争议的字眼。这个问题的最佳展现，也许是在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2006年出版的著作《庸医：希波克拉底以来医生作的恶》的一篇评论中。伍顿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学家，其《庸医》一书指出，20世纪以前的医生为改善病人身体状况所做的努力，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伍顿解释了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这部著作的评论者，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史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声称，《庸医》并不是历史，因为该书记录了进步并为之鼓与呼，还让诸多英雄青史留名。夏平认为，科学史学家的工作不是评判，而是用历史本身来阐释和理解过去。 伍顿反驳说，既然夏平和他一样，都承认医学取得了真正的、实质性的进步，那么写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进步并没有错。我同意伍顿的看法，即使这可能会让我跟一些历史学家渐行渐远。 而且还有这样一件事实：全世界人口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世纪70年代的不足30岁，攀升到了今天的70岁以上，这确实值得击节赞叹。带来这个成果的重要原因包括下水道系统、消毒、疫苗接种和抗生素的使用等等创新。 在完成本书的几个月里，我的所思所想乃至形诸笔墨，大都与新冠肺炎有关，以及有哪些方法可以有效限制新冠肺炎对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场全球疫病让一组全新的英雄形象从与传染病的战斗中涌现出来，从护士到医生，从搬运工到快递员，形形色色。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我知道我们仍将与死于非命战斗到底。

本书特色

瘟疫周期如何影响经济周期？
全球化、城市化、人口与传染病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如何把握瘟疫周期的规律，赢得未来。
迈克尔·克雷默、福山、平克等隆重推荐。
为企业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视角。 瘟疫周期在古代和现代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博弈关系。在古代，瘟疫和人类的博弈主要表现在瘟疫和人口、经济的关系，瘟疫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造成很大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致命的，甚至会导致某一地区大部分乃至全部人口的消亡，瘟疫比战争和饥荒对人口造成的影响都要大，这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相似，人口和城市的规模一直受到传染病的很大制约。 在现代，瘟疫和人类的博弈主要表现在瘟疫和医疗水平、经济的关系，伴随着医疗卫生革命的发生，瘟疫基本不会造成大规模人口消亡，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已经站不住脚，但瘟疫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冲击很大，可以断定的是，瘟疫还会继续降临，在未来，医疗、经济与瘟疫的不停博弈，造成循环往复的“瘟疫周期”。 以上更简单直观的总结就是，古代瘟疫周期：人口密集→经济发展→瘟疫爆发→人口下降→经济衰退→瘟疫消失→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瘟疫爆发……现代瘟疫周期：卫生革命→瘟疫爆发→经济衰退→疫苗对抗→瘟疫消失→经济复苏→瘟疫爆发→经济衰退→疫苗对抗…… 作者肯尼是卫生和经济领域专家，作者在2015年就准备本书的写作，这不是简单的为切合热点而生的图书，在全球疫情不断升级的当下，在后疫情时代，作者“瘟疫周期”概念的提出，以及对瘟疫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本书意义重大，恰逢其时。 本书好评如潮，获得了来自迈克尔·克雷默、福山、平克等专家学者的隆重推荐： 这本书为企业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视角。
——迈克尔·克雷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让人欲罢不能……为疾病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提供了宏伟的视角。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 瘟疫不止是当下的重要话题，也是上下五千年的重要话题，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全球瘟疫的历史背景和全貌。
——斯蒂芬·平克，心理学家、作家、科学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瘟疫周期》是年度推荐图书……如果你想了解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也想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那就读读这本书吧。
——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作者 肯尼写出了一篇包罗万象但又简明易懂、可读性强的故事，探究了人类与疟疾、天花、霍乱和冠状病毒等致命病原体之间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的斗争。
——蒂莫西·温加德，《蚊子》作者 本书以理服人……肯尼提醒我们，能令我们人类反目成仇的唯有传染病，而能令我们人类团结一心的，也唯有传染病。
——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作者 从本书中，你还会看到：
在古代，瘟疫比战争和饥荒加起来造成的人口死亡都要多。但在当代之前，人口规模从未超出地球环境承载能力。
狩猎—采集时代，地广人稀，所以传染病无法成为死亡元凶。
城市化、全球化导致了疫病全球大流行。
直到几十年前，大部分人都还活不到死于心脏衰竭的年纪，而是会被各种传染病击倒。
20世纪以前的医生为改善病人身体状况所做的努力，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
疫苗、科技和公共卫生的发展有效延长了人类寿命。
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已经从1870年代的不足30岁，提高到今天的70岁以上。
现在全球两大致死元凶是心脏病和癌症。
但滥用抗生素、开发生化武器、反疫苗运动等，也成为现在令人不安的一种趋势，对于这些如此紧迫的重要问题，本书是很有价值的读物。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优选化、城市化、人口与传染病的关系，以及瘟疫周期是如何影响经济周期的，从而引发我们思考应该如何把握瘟疫周期的规律，如何赢得未来。几千年来，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一直都受到传染病的很大制约。在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对待瘟疫的普遍做法就是隔离和封锁，除此之外束手无策，所以瘟疫周期对人类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并且影响了文明兴衰的周期和节奏。但过去两百年少有的卫生和医疗革命，一定程度上让人类摆脱了瘟疫周期的制约，带来了一个城市化、优选化和拥有巨额财富的世界。人口膨胀、优选贸易等因素让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便捷的交通和高度的城市化却也让人类在面对新的瘟疫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堪一击。所以，加快研制和接种疫苗、加强优选合作等，将变得刻不容缓。现在以及未来，循环往复的“瘟疫周期”还会发生，人类如何破解和应对，仍是当下面临的优选问题。本书横跨历史、经济和公共卫生领域，在优选后疫情时代，对周而复始的传染病循环，本书的研究不但引人入胜，亦恰逢其时。

作者简介

[美]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是全球发展中心的作家兼研究员，曾致力于全球卫生政策改革、联合国维和及打击国际金融腐败等工作。此前他作为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十五年，走遍全球各地，巴格达、喀布尔、巴西利亚和北京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发展研究学博士，并拥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学位。 著有《瘟疫周期》、Getting Better: Why Global Development Is Succeeding and How We Can Improve the World Even More和The Upside of Down: Why the Rise of the Rest Is Great for the West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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