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汉文藏族文献设计史料汇注》：

　　（湟水南岸与黄河北岸地区政教发展情况）又斯纳（即斯纳桑珠林寺）上下寺里，供着许多佛像，佛经和佛塔，时经多代，无法说明何时由何人建造的历史。但根据记载，上寺里有观世音菩萨殿，十六尊者殿、密集佛殿、怙主殿、三层楼的大经堂等……以及历世活佛们的二十余座灵骨塔、空行母的头盖骨、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珍珠装饰的帽子、大慈法王的帽子、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确坚的法衣和披单、盖有印章的五幅护法神画像、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背心、披单、禅裙、靴子，另外还有数位圣哲的帽子、披风，靴子等。下寺中有三世诸佛殿、十六罗汉拥绕如来殿、怙主殿、天王殿等，殿内供奉金银汁相间书写的《甘珠尔》大藏经、金汁书写的《大般若经》、银汁书写的《大般若经》及以圣·宗喀巴所赐的右旋法螺为主体藏的一人身量高的佛塔。还有圣-宗喀巴的碗和空行母的头盖骨等。这些圣物，多年来，一直由塔尔寺迎请来作为大祈愿神变法会供养的圣物。

　　（选自《安多政教史》，第一百六十四页）

　　（湟水南岸与黄河北岸地区政教发展情况）松巴《佛教史》中记载：大明洪武帝供养的噶玛·海喇嘛的官人三旦罗哲，属于色拉寺和哲邦寺的桑洛康村，于永猴年（壬申）在此建立基业。永乐帝与宣德帝期间，三旦桑波官人塑造了释迦佛像和金刚持佛像，被赐与十三个寺院和七个地区的百姓为寺院拉德。永乐年又给尊者的侄子华丹桑波和索南坚赞兄弟两人赐与金印，特别对华丹桑波先后颁赐敕书，予以赞扬，又赐自然显现的觉阿释尊像，由国库拨出经费，令其在与皇宫相距犹如一日路程之地修建佛殿供奉。释尊殿里有许多珍宝供器。它的后面有宣德帝为体现其父皇之志而修建的被誉为司江林的佛殿，壁画绘着修建该殿时出现的彩虹如穹隆和柱子，及似车轮辐等等各种奇景。……该寺有扎活佛罗桑丹巴尼玛撰写但未完成的寺志及噶让噶居修建弥勒殿和吉祥佛母官时，李嘉禅师喜饶森格所作大威德法开光安神仪轨的寺志。各个佛殿里，有御赐的玉石宝座、水晶供桌等。殿外有石栏杆（原译为“干”，疑误），汉蔵两文合璧记载建寺历史的御制碑文，极为稀有的大钟和大鼓，开关时能发出大象声调，变化无穷的门户等。

　　（选自《安多政教史》，第一百六十七页）

　　（湟水南岸与黄河北岸地区政教发展情况）在瞿昙寺附近有卓仓上下庄园。从前，彼处两昂负曾调解拉摩德钦寺与夏琼寺纠纷，在其所得的和解报酬中，有圣大师（圣·宗喀巴大师）的檀板，目前在下庄园的昂甾家里供奉着，犍椎尚供在夏琼寺那里。有三大哲士为喇勤贡巴饶赛出家及受比丘戒而迎请的释迦佛像，后圣·宗喀巴又在此像上献了髻顶，眉心有右旋法螺形的舍利，称为右旋法螺本师像。还有四角各有一朵莲花，上下装有珠宝的圣大师的祖衣，这些都在上庄园昂负家中供奉着。另外还有象牙雕的五部佛像，《甘珠尔》大藏经，念修一亿遍六字真言后造的国王形式的十一面观世在菩萨像及空行母形式的像两尊，白牛大师大成就者的缎披风和红背心、黄帽子、金丝缘边的黑帽子，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缎披风、颅骨鼗鼓，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禅裙，第五世班禅罗桑耶喜的靴子，第六世班禅贝丹耶喜的长飘带僧帽、手帕，第巴曲结的长飘带僧帽，冬噶·仓洋珠扎的长飘带僧帽，尼塘·阿旺熏努扎巴的法衣，洛·森巴和嘉赛两师的背心，第一世一切知嘉木样协巴的背心，第二世嘉木样吉美旺波的修行帽，土观·曲吉尼玛的衣服，阿里·阿旺嘉样钦则丹吉的背心，吉散活佛的五部佛像和腰带，堪钦·罗桑曲洋的法衣和班智达帽，圣·班觉尔嘉措的五佛冠、长飘带僧帽、修行帽，居乃成就者的僧帽，俄西禅师的背心，扎教长的腰带，弘化寺嘉样尼玛的短飘带僧帽等许多内供物。

　　（选自《安多政教史》，第一百七十二页）

　　注释

　　①夏琼寺：本为藏语，意即大鹏，乃附会山形之势以命名。始建于元至正九年（1349），是藏传佛教格鲁创始人宗喀巴的发祥地。

　　②三大哲士：指藏传佛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藏饶赛、悦格迥和玛尔·释迦牟尼。

　　（湟水南岸与黄河北岸地区政教发展情况）巴觉寺①也叫丹巴达吉林从事佛陀事业者色钦曲杰②金巴嘉措修建。……皇上（顺治）登上御座之后，为了使社稷永固，于皇宫之中称为“僧山”的顶上，修建了一座佛塔（即北海中之白塔），塔前树立吉祥天母和狮面母两尊依止的幡三根，这三根幡，现在人们不知道它的作用，改为汉式的三根长旗杆。在皇宫外的背面，为了护佑社稷，修建了黄寺、佛像、佛经和佛塔。在一段时间内，为了缘起，规定在城墙之上，吹号角、海螺，并进行巡礼，现在已成为制度，一直在奉行。由于彼师贡献很大，授予灌顶的敕诰，批准新建伽蓝，并赐了匾额。

　　（选自《安多政教史》，第一百七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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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色

《汉文藏族文献设计史料汇注》所收录的文献史料，包括中国内地古代各历史时期涉及藏民族内容的正史文献和藏民族本有的历史文献。

　　《汉文藏族文献设计史料汇注》征引的史籍文献在时间上主要是清代以前的，不包括民国及民国以后出现的近现代文献。

　　《汉文藏族文献设计史料汇注》收录的藏族历史文献为已出版的汉译本，不涵括未经翻译的藏文内容。

　　《汉文藏族文献设计史料汇注》收录的藏族文献设计史料原则上以收与藏民族有关的设计内容为限，涉及其他民族或与藏族传统设计关系不大的一般不收，如唐卡、枪炮等。但个别重要的佛像史料，由于记载细致，仍酌予收录。

　　《汉文藏族文献设计史料汇注》收录史料根据内容划分为法器、服饰、建筑、器用与工具四个部分，各部分又按小类予以编排，以便于读者查阅检索。

　　凡史料篇幅冗长且内容价值不高的，根据史料内容的文义予以省略，省略部分以“……”表示。史料前标有“[]”、“（）”或者史料中标有“（）”都旨在交代时间、地点、人物，确保史料内容文意的完整性。

　　同一部书中的同一条史料不重复征引。

　　本书以汉文简体字排印。人名、书名、地名按征引文献中的说法保留不变，对与现在通行说法存在出入的名称，以注释的方式予以说明。所有注释均只出现一次。

　　本书对凡属关键性的和必要的人名、专业术语、地名、书名、字义、字音、制度等予以注释。

　　编制书目索引，附于书后，供检索之用。

前言

　一

　　藏族早在远古时代就聚居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青藏高原地区，是我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现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省。在历史长河中，藏族历代先民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雪域高原文化。在我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中，藏族文化不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传承和保护最为系统、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之一。

　　藏族文化是藏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进高原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而创造的，是一种典型的高原文化。藏式造物艺术作为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藏族人民在改善周围环境、满足生活诉求、服务自身文化过程中的一种物质性表达，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属性和文化寓意。因此，展开对藏族传统设计艺术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揭示一种设计样式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由此来进一步探索生成这种文化的思想根源，揭示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内涵及其审美心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藏民族历史上曾使用的设计艺术发生联系的人的生活和艺术传统已然伴随历史而沉寂。遗留下来的藏族设计实物、壁画图像和古籍文献的记载，就成为人们透过设计表象深入到厚重的帷幕之内，认识和了解藏族先民们造物思想的关键。换言之，对与藏族设计艺术相关的实物史料、图像史料以及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掌握是人们深入研究藏族传统设计的基础与关键。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一般而言，史料存在形式有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图像史料和口碑传说史料四类。从设计史学的角度来说，实物史料是核心，而文献史料则是关键。然而，截至目前，学术界对我国藏族传统设计艺术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对实物史料、图像史料的利用和研究上，尚未充分运用文献史料，这不仅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缺乏思想深度，如同其他民族的设计史一样，有关藏族传统设计史研究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关涉到藏族传统设计的文献史料，多散见于藏传佛教典籍、藏族史籍文献以及汉地史籍文献等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的设计理论，不但难以寻觅，而且运用起来极为不便。基于此，从藏地和汉地等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爬梳出相关的设计史料加以整理和注释无疑是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

　　二

　　从历史发展来看，藏民族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仅曾建立有以青藏高原为疆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特别是自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后，藏族与祖国内地的交流更为频繁且一度依附于中原王朝。至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元王朝统一了西藏，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区正式被纳入到了中国的疆域版图，藏族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主要少数民族。在与祖国内地的交流过程中，藏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特别是松赞干布创建藏文之后，藏族人民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献典籍。只是在9世纪的朗达玛灭佛事件的出现和紧接而来的王朝分裂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的战争纷争，使得吐蕃王朝时期出现的诸多重要历史文献和佛教经典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到了11世纪至14世纪之间，藏族人民开始陆续发现吐蕃时期的文献手稿残卷。如《松赞干布遗训》、《拔协》、《五部遗教》、《莲花生大师传》等。

　　伴随着“后弘期”在西藏地区的开始，佛教完全取代苯教在藏族地区的地位，并汲取苯教的某些教义，形成与汉地佛教有所不同的藏传佛教体系。这段时期内，藏族地区一方面涌现出一批藏族史学家撰写的与本民族发展有关的历史文献，可谓是藏族史学发展的成熟时期。有名的文献主要有布顿大师的《善逝教法史》（1321）、蔡巴司徒·贡噶多杰的《红史》（成书于1346）、释迦仁钦德的《雅隆尊者教法史》（1376）、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1388）、大司徒·绛求坚赞的《朗氏家族史》（14世纪）等。这些文献涉及了藏族地区的古代早期、吐蕃和藏地区域的历史。

　　到15世纪，随着格鲁派的兴起和发展，使得藏传佛教完全渗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之后出现了不少关于西藏历史的著作。如桑杰坚赞的《米拉日巴传》（15世纪末）、廓诺·迅鲁伯的《青史》（1564）、巴卧·祖拉陈哇的《贤者喜宴》（1564）、阿旺贡噶索南的《萨迦世系史》（1629）以及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记》等。这些著作当中，涉及了藏族过去的传说和历史，只是这种历史叙述是掺杂了很多宗教的内容。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书写历史应该实事求是而不应以宣传宗教为目的，因为带有宗教目的的史书写作会使得历史失实。不过，在藏族这样一个普遍信仰佛教的地方，不涉及宗教的历史文献是难以保存下来的。正如藏学家刘立千先生所言：“在这个宗教信仰很普遍的地方，只是记录世俗政治的历史，不谈宗教，这种历史在藏族学术界看来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