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中国壮学文库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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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言
本书开宗明义首先要阐释的问题，应当说就是何谓“壮侗语族
先民”。
通常一般的论著和教科书都指明，“壮(僮)”族这一名词首见
载于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朱辅《溪蛮丛笑》等古籍。若往上
追溯，壮族在历史上还有俚、乌浒、僚、囗等许多不同的称谓，这些
称谓实际上已广泛包含了今壮侗语庞大族群的许多来源错综复杂
的原始先民，这些族称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同上古
先秦两汉时期之百越系族群(如西瓯、骆越等)更是有着不可分割
的族源联系。这一点，应当可说是今天学者们达成的一般共识(参
见《百越民族史》①等)。
有鉴于此，笔者将今壮侗语族原生发祥地的先秦两汉时期之
青铜文化考古发现，即把桂、滇、黔地区许多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
格特点的上古青铜文化遗存界定为“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
术”，应似无大碍。
本书是立足于现代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而撰写的
一部有关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青铜文化艺术史和文明史(约公元
前7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中叙述的内容实有部分的年代与铁
器时代相重合，原因在于：当中原内地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蓬勃发
展期，但铁器时代文明对西南边区的影响还是微弱的，后者却伴随
①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313～3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着铁器及冶铁术的输入而步入了其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鼎盛期，
此后才逐步走向衰落。
对于本书的命题和写作，可能还会有学人提问：面对桂、滇、黔
地区上古青铜文化考古的丰硕成果，本书的完成将会履行哪些学
术任务，具有哪些特点和价值呢?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需要一部综合论述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
文明史和上古文化艺术史的专著。因为，在传统民族学和历史学
的领域，尚未产生过广泛利用青铜文化考古资料来具体阐明壮侗
语族先民上古文化艺术丰富内涵的专门史。我们需要把许多零星
的相关考古发现及研究材料作系统的梳理整合，由此为人们提供
和充实壮侗语族先民从有限的文献史料无法了解到的许多历史的
真实图像和民族精神风采。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仅次于汉族的大族群，壮侗语民族也
书写过其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篇章，但限于史载的缺乏，在半个多
世纪以前，人们对此还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考
古学取得卓越成就的今天，它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这些
发现迫使我们要修改、补充和不断完善我们的西南民族史，“文明
的再发现”，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前人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明研
究的一些基本前提。
考古发现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中国文明的起源犹
如满天星斗，国家文明事实上是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历
程。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除了
中原地区的汉族之外，周边民族都有其自身文明运动的轨迹，*后
才汇成中华民族文明的大实体。①过去那种夸大中原古文化，贬
低周边民族古文化的陈旧学术观点正不断地被考古新发现所扬
弃。这一真知灼见无形中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开
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拓了创新的思路。因此，我们不仅是需要对过去的考古发现和研
究作全面的综述，也需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壮侗语族文明史
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和理论阐释。
通过本书的论述，人们会意识到，壮侗语族先民的上古文明史
已经能够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下，置于东亚南部历史
民族区的大背景下进行时空比较的考察。这对于研究中国文明史
和世界文明史的一般进化模式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西南民族
古代文明史是前两项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阐明学术理
论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这里笔者还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研究仅能说是一个初
步的讨论和综述。2004年，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聘请著名学者严文
明、孙华、赵辉等教授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制订新的长期发展
规划书时，他们在规划书中就尖锐指出：中国边疆地区考古工作极
为薄弱，空白很多，迄今为止，甚至在国内也尚未能见到一部较为
全面系统的关于西南地区考古的专著。以此观点对照本书的论
述，人们也不难发现：事实上，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考古仍存在
着不少缺陷。例如，根据目前的出土资料，我们还无法建立完整的
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年代分期框架，这也是后来
的研究者首先尚需直面的课题。细心留意的读者也会发现，本书
所作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分期，与部分学者的分期观点的确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此外，本书对中国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艺术遗存
所作的族属判断、文化阐释及种种理论分析概括是否得当，也可能
将会引发更多的讨论。
笔者还需要向读者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本书将侧重点放
在对青铜艺术品及其文化内涵、审美意识等方面的阐释上。这是
因为，考古发现中的西南民族上古青铜文化遗存，大多也是精美的
工艺品和艺术品，只有这些艺术创造才能成为西南民族上古文明
的伟大象征。本书对它们作出力所能及的诠释，不是为了将其读
,
者局限在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上，而是希望能获得社会各界人士更
多的认识和理解。
例如，在我授业的民族学专业学生当中，常有人会问道：“民族
学专业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考古学课程?”这一提问使我回想到了二
十多年前的学习经历。那时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四川大学1978级
考古专业的学生们讲授了一整学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是该
课程为我们奠定了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等知识的基础。然而，严
先生在课间却给我们放了不少民族学的教学录像片，其中的佤族
部落打冤家、猎头习俗、傣族制陶、烧陶器、西南民族的民居长屋等
片断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德麦琳女
士、云南民族学院的汪宁生教授也曾为我们举行过关于云南石寨
山文化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讲座。
不仅如此，除了繁重的考古、历史专业课学习，李绍明先生还
为我们讲授了一学期的“民族学概论”课程。李先生与宋蜀华先
生，都是在华西大学及其博物馆这一充满人类学(含考古学、民族
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人类语言学)学术氛围的环境中走上
了从事民族学研究的道路。在他们的师长前辈中有像冯汉骥、郑
德坤、闻宥、梁钊韬诸先生那样的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
院系调整合并，使华西大学文科及其博物馆成了四川大学的重要
资源，其中早年在美国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冯汉骥教授，不仅是
我国西南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
的创始人，他后来培养了不少像冉光荣、童恩正那样能兼治考古
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优秀学者。梁钊韬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也
成了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和人类学系的创始人。他们的学生后辈，
许多人今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和民族学界的中坚。从上述的学术
师承就不难发现，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
而一度被打入冷宫或者边缘化，但其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也就
是说，如果没有人类学的综合基础训练和人才培养，西南民族考古
,
就不可能会取得今天的丰硕成果，西南民族大部分已失落的古代
文明史就不可能重现天日；笔者若要完成本书的命题及任务也是
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过去老师们的教导下，笔者在多年的研究中，
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应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去从事美术考古学
的研究，在科研的实践中才深深体会到，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三
者并治对于解决民族学术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社会留下的“活化
石”能够从许多方面帮助对无言的考古学对象作出较合理的诠释。
反过来说，考古学家能够帮助阐明民族学现象的起源和发展；考古
学材料对于民族学家认识文献缺载的许多古代民族的现象，也是
重要的知识、研究方法和手段。“民族考古学”应说就是在考古学
和民族学研究相结合的趋势下而发展出来的一个学科分支。①基
于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本书既是为研究民族美术考古而作，更是
出于为复原失落的壮侗语族先民上古文明的目的而写作的民族史
专著。
①何力编：《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1～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杜，
2005。 ．
,
《中国壮学文库》序
壮学是在传统壮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新兴的概念，是
一个新时代的学术话语。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西壮学
学会的成立，而逐步步入学界视野的。它的产生和成长是学术发
展的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的构建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一、壮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
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多的少数民族。据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壮族人口16，178，811人，占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105，226，114人(不含台湾省的少数民族人口)的
15．38％。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集中的地方，共有壮族
15，600，854人居住于广西各地，占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的85．7％，
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6．43％。其分布状况为桂西稠密，桂东、桂
北稀疏。在广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的县，有靖西、天
等、德保、大新、隆安、龙州、平果、忻城、那坡等县；壮族人口占总人
口90％以下、80％以上的县市，有田东、田阳、邕宁、武鸣、东兰、上
思、凭祥、扶绥、上林等；还有14个县市区的壮族人口占总人口
80％以下60％以上。除广西外，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麻栗坡、马关等县，西双版纳州勐
腊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云县，贵州省从江县，四川省宁南、
木里、会东、会理等县，陕西省柞水县红岩寺兰家湾等地也有少量
壮族分布。
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不仅可以上溯到有史时期的“西
,
瓯”、“骆越”，而且可以追溯到岭南的史前人类。千百年来，壮族及
其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或镌刻在祖国的锦绣河山，或以“西瓯”、“骆
越”、“乌浒”、“俚”、“僚”、“囗”、“僮”等名义，甚或是以“蛮”的名
义，记载在历代史籍当中，凭由人们对之考证和探究，为之感叹和
自豪。
然而，对壮族及其先民进行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严格的科学
意义上的壮族研究是在19世纪末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的脚步而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如同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
儿”(the child of colonialism)一样，壮族研究也是殖民主义的产
物。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沿印度洋和太平洋自西向东扩张，在瓦解
了印度、瓜分了东南亚之后，把贪婪的目光盯向了中国大陆。为了
巩固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打通一条由东南亚直人中国腹
地的通道，他们开始研究我国南方各省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
习俗等问题，以作为军事侵略的先导。这些研究当中就包括了对
壮族的研究。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R．Colquhoun)
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及伦敦大学拉古伯里
(Tettien de La-couperie)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
(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是目前所见的涉及壮族的*早论
著。此后，法国人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1897年在荷兰
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 invassion Thaie Indochine)、英
国人戴维斯(H．R．Davis)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联结
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美国人杜德(W．Clefton Dodd)1923年在美国依俄华出
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英国人吴迪(W．A．R．Wood)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
《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都论及壮族的族源和分布。
继西方人研究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
,
历史之父”之称的泰国共丕耶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
《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
罗阁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
然而不论是西方人，还是泰国人，这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和分
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
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畴。
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
密切关系后，即先人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因此，长期以来，壮
族研究在许多外国学者眼中，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
这就决定了壮学概念的产生不可能来自外部。
壮学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也是对“泰学”的反
正。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边疆
的蚕食，中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富有爱
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边疆少数民族的研
究。同时刊载于1928年7月号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
的钟敬文的《僮民考略》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
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丁文江于192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
《广西僮语研究》，魏觉钟在1931年2卷3期《新亚细亚》发表了
《广西的民族——苗瑶僮囗》，石兆棠于1934年12月号《艺风》月
刊，刊登了《柳州僮人的片断的纪述》，刘锡蕃于1934年在商务印
书馆出版了壮族研究的*早论著《岭表纪蛮》，徐松石先后于1935
年、1946年、1947年出版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泰族
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
研究所发行)，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从此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的壮
族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涉及了壮族历史、
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手
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
的结合。以学科的投入来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紧密配合，
,
共同研究，使壮族研究别有洞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成就*
大的要数徐松石，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创造
了“地名研究考证法”以论证壮族的历史，而且以民族的田野调查
方法、语言对比法、风俗对比法对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文化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潜心于壮族研究者人数较少，其贡
献能与徐松石相提并论者，更是凤毛麟角，研究的深度不够。更重
要的是，受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即便是当时壮族研究*有
成就的徐松石、刘锡蕃亦不能免。“僮佬也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
“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纯粹的汉人”等因汉
文化中心主义偏见而导致的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的观点，大大局
限了他们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成果的深化。因此，当时的壮族
研究顶多只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壮族被确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
平等的一员，享有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随着壮族历史新
纪元的到来，壮族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51年，中央
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到壮族地区进行慰问，随团的专家、学者调查
研究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现状。*著名的例子是广西分团副
团长费孝通教授根据调查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
考》，发表在《新建设》1952年第1期，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
学、考古学的资料对壮族的起源进行推考，认为壮族是古代东南沿
海越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此后，在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
和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都派出工
作组或调查组对各地壮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整个20
世纪50年代，由政府支持和组织的大规模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取
得了大量的资料，为壮族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
,
第四章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
族属及其族群关系
一、f-西地区上古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族属
经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两广地区与
越南北部先秦两汉时代青铜文化遗存的主人都分属于古代百越民
族的几个支族，如广东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其族属是为
南越族遗存。
在今广西地区，蒋廷瑜先生认为，本区域的越族似可分为西瓯
和雒越两部分。西瓯越人主要是分布在南越之西，雒越之北，楚国
之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其代表性遗存是广西平乐
银山岭战国秦汉墓地的青铜文化遗存，它们的文化面貌与发现于
广东西江中游的德庆、肇庆、四会、广宁、罗定等地的战国秦汉墓地
的青铜文化遗存相互类同。①
蒋廷瑜先生认为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可进行分区的观
点，近年得到了李龙章先生的进一步阐发。然而，李龙章在对考古
学文化遗存进行文化区系、类型和分期断代研究的基础上，却改变
了上述的一些关于广西青铜文化族属的传统看法。
他认为，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的文化遗存的属性，因其地
理位置关系，当属云南青铜文化和两广越族文化的过渡类型。李
①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载《考古》，1980(2)。
,
龙章明确指出，广西武鸣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出土的夹砂圜底器与
两广青铜越墓所出土的陶器判然有别，但与滇池地区、云南元江流
域青铜文化墓葬所出土的陶器就很相似，其他一些文化因素亦然。
谈到这些青铜文化遗存的族属问题时，李龙章总结前人的观
点认为，西瓯越人分布在桂东，而雒越分布在其西南。而且，雒越
不属于百越族群，应与滇族一样同属于百濮族群。
他特别引述了前人关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的发现及其相关
族属的考证。该文强调，西林普驮铜鼓墓的出土物，去除其中的汉
文化因素外，基本上与两广的青铜越墓无共同之处，而与滇文化有
较密切的关系。今广西西林普驮地望古属西汉时期的“句町”，《：华
阳国志·南中志》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也，其置自濮，王姓毋，
汉时受封。”故李龙章从张世铨等学者之说，认为西林普驮铜鼓墓
的族属当为濮族。①
然而，笔者细审西林普驮铜鼓墓发掘报告，②认为其中若干重
要文化因素，仍可在桂东及越南北部的青铜遗存中找到它们彼此
间的相似之处。
首先是铜鼓，它属石寨山型，此型式铜鼓在广西与越南北部都
有着广泛的分布，它们分别见于百色田东锅盖岭、③宜州冲英村、④
桂东贺县龙中岩洞、⑤贵县(今贵港)罗泊湾⑥诸战国秦汉时代遗
存中。
①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载‘考古学报》，2004(3)。
②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载《文物》，1978(9)。
③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载《考古》。1979(6)。
④李楚荣：《广西宜州发现的铜鼓、画马崖画与古代马市、驿铺关系初探》，载《广
西民族研究》，2001(2)。
⑤ 贺县博物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93(4)。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26～27页，北京，文物出
版社，1988。 此外，它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诸遗址中也有众多的发现。①
这类起源于滇池西部地区的早期铜鼓在西江中上游与越南北部地
区被发现，再次证明了古越人与西南夷中的农耕民族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
其次是羊角钮钟。这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乐器，它们
在广西浦北、容县、柳州、贵港、西林、恭城以及与广西相邻的广东、
越北等地都有发现。
其形制都基本相同，如钟体呈半节橄榄形，上小下大，平口中
空；顶部有两个外撇三角状钮。钟体上多素面；有的面部饰S形云
纹，下部饰弦纹(容县)；也有的铸有翔鹭、云雷纹、弦纹或人形图
像，与铜鼓纹饰有共通之处。
在广西宁明县明江河畔的高山及花山等地崖壁画上，也绘有
这类青铜羊角钮钟图形。学者多认为本区域的羊角钮钟流行的年
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铜鼓与羊角钮钟与其说是濮族的文化因
素，还不如说它们是*能代表越族文化的主要特征。相较而言，此
前，我们在濮族的故地，楚国的西部地区却找不到这样的文化组合
因素。汪宁生先生曾指出，楚将庄囗王滇，变服从其俗，正是楚国
“启濮、开濮”的继续和发展。我们认为，桂滇黔地区上古青铜文化
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也是一种多族群认同过程的反映，楚将庄囗
王滇，变服从其俗，所认同之当地土著民族应为越族，其所率之楚
人部众当包括原楚西部之濮人。
① [越]黎文兰等编著，粱志明译：《越南青铜时代的**批遗迹》，125、131、134、
122页，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
②覃义生：《战国秦汉时期瓯骆宗教性青铜器探微》，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
(1)。
,
,
]
作者简介
[
p>谢崇安 男，1953年生于广西柳州，
祖籍广东郁南。曾因“文化大革命”失学，
做过多年工人。恢复高考以后以同等学力
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广西
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
少数民族史、专门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专业硕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曾兼任广
西高级职称评委、广西学位委员会第九、
第十次学位授权学科评议员、广西社会科
学院特约研究员；为中国考古学会会员、
广西民族研究学会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与东南亚文化艺术史、
民族史、艺术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代表
作有：《中国史前艺术》、《商周艺术》、《雨
林中的国度一一追踪东南亚古代文明》
等。曾在《考古学报》、《考古》、《中国美
术研究》、《学术论坛》、《四川文物》、《广
西民族研究》、《殷都学刊》等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和承担过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三项、省部级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两项；曾获
]
封面
书名: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中国壮学文库
作者:谢崇安
页数:387
定价:¥25.0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01
ISBN:9787105085286
PDF电子书大小:33MB 高清扫描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