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学方为席上珍-吴宓的读书生活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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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学方为席上珍：吴宓的读书生活》：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可以“形成我们谓之智慧的东西”，并具体指出，“孔子以为凡人所同具”之“自制之礼”，与“西方亚里士多德以下人文主义之哲人其所见均相契合者也”，“凡愿成为人文主义之自制工夫者，则成为孔子所谓君子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甚沈毅之人”（《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8期，1927年）。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力攻形式主义之非”的时候，“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旧文明之精魂也”。否则，“中国所得于西方者，止不过打字机、电话、汽车等机器，或且因新式机器之精美，中国人亦以此眼光观察西方之文学而膜拜卢梭以下之狂徒”。为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他提出，在当时的中国留美学生中至少应有百人“潜心研究西洋文化之渊源”，“在中国国内各大学均宜有学者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比较讲授”。在美国各大学，也应该“聘胜任之中国教员，讲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又主张，中国留美学生应学习巴利文，“以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且可望发明佛教中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纲维”（《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8期，1927年）。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西学问联为一体”，形成“*完美之国际主义”。　　1917年秋，吴宓赴美后，原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后来，因倾慕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又受到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后转到哈佛大学的梅光迪先生之邀，于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师从白璧德。　　对于20世纪现代保守主义核心的新人文主义，吴宓是深为服膺的。他认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今世为*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又说“欲窥西方文明之真际及享用今日西方*高理性者，不可不了解新人文主义”（《（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译序》）。他声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点不仅契合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思，而且使他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曾说：“（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诗集·空轩诗话》）因此，回国后不久，他即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宣传新人文主义，发表了一批译著和介绍新人文主义的文章。　　吴宓不仅大力宣扬新人文主义，而且将新人文主义作为救世之道的唯一良方。在《论事之标准》一文中，他说：“今日救时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吾对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诸问题之意见，无不由此一标准推衍而得。”因此，他运用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参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探讨中国文化化的出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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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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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学方为席上珍》是一本关于民国学人吴宓先生读书生活的评传，全面讲述了其读书治学的经历。吴宓出身陕西文化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留学美国，游学西欧，以外语讲授西洋文学却酷爱中国古诗，参与筹建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学衡》杂志，在“红学”研究方面有颇多创见，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材料翔实，文字平实简明，结合吴宓生活的时代背景，大量引用了吴宓的作品、相关回忆录以及研究资料，如《吴宓诗集》《吴宓日记》《学衡》等，丰富了文本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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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会通中西古今的“**博士”
全省首富与书香门第
博闻强识，才气卓超
少写“传奇”抒情志
园中“瑞芝”，熠熠生辉
“清华一支笔”
“掩卷吾心足，开卷吾乃忧”
优生特优，“劣生”不劣
哈佛“三杰”与“七星”
师从白璧德
新人文主义的基石
痴迷红楼，慧眼灼见
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熔铸古今的同门大师
生死之交同窗谊
君子之交师生情
创办《学衡》，存旧立新
国学人才的摇篮
痛悼王国维
“博雅之士”的教育范式
“我是吴宓教授！”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诗歌知己，文字因缘
诗集一册，记录半生感情生活
实境·幻境·真境
至真之情，至诚之诗
学寿为人，追摹杜甫
情意兼顾，新旧兼容
文学启迪人生
西大讲学，沾溉故里
治学之道乃“四大皆实”
“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
“宁可杀头，也不批孔”
吴教授书单
拳拳日记，省身之语
终生好书，与书相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封面

书名:硕学方为席上珍-吴宓的读书生活

作者:蔡恒

页数:282

定价:¥45.0

出版社:万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4705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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