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上海-都市内的村落延续与内生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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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界定与既有研究 1.“内源性发展”的概念 内源性发展又称为内发发展（EndogenousDevelopment），*初以文本形式提出是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内源发展战略》一书中，它把内源性发展定义为：“内源发展的首要含义是：尊重文化的同一性和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在经济上的考虑和把发展归结为数量上的增长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以后，人类恢复了自身的中心地位，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①它又补充说明：“内源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在发展的进程以及发展的目的以人为重点的必要性得到承认以后，还应该给人、人的本质和目的、人的需要和资源下定义，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②而内源性发展其实早在1976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日本首先倡导“内发性、自生性发展论”。在1996年3月首次发行鹤见和子的《内凳的凳展论の展开》一书。他在书中综述了一些学者的论述，这些学者大多数从经济视角考虑，而*后他提出了自己对内发发展的定义。“内发性发展是指实现人类共通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及其形式多样的社会变化过程。”③ 上述的表述是内源性发展在国内外比较经典和被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基本界定。但这样的界定相对来说比较粗略，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解释，因此在本章的既有研究部分更为详细地进行论述。 2.何为“经济生活” 在农民的生活中，经济生活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农民经济生活的探究，可以折射出经济生活背后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原因，这也是本章关注的焦点。农民经济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众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对于更好地研究村落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济生活结构研究主要以经济生活为媒介，通过经济生活的表现形式剖析村落的内在结构，主要视角是个体或者农村家庭、村落主体、地方市场和地方政府（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经济生活结构的研究能很好地与内源性发展相联系。因此本章主要以经济生活的结构为立足点，从结构视角出发，探究与村落发展的联系。对于农村经济生活的文化史研究主要以历史资料为主，而社会学研究更依赖于调查访谈。因此，社会学研究更倾向于揭示现阶段时期的社会问题。而无论是生活史的研究还是目前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存在这样的局限，学者对于农村经济生活研究在进行全面的访谈和细致的描述之后就此终止，而未从农民经济行为着手探究其背后所推动的相关因素，包括文化因素；探究农民价值观念的历史转变。此外，有必要通过一个村落切入，在现实背景中进行探讨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政治因素，这才能进一步直观地看到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结构。 从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初提出的内源性发展更强调于本土文化因素，而之后更注重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这些文献中可以提炼出三个要点：**，在内源性发展理论中，身份是其理论发展的假设前提。第二，公民参与或者说公民自身和集体寻求发展的努力，是内源性发展的基础。第三，内源性发展并非有一套模式或者规范的道路，而是根据本土资源、本土劳动力和物力所决定的，是一条多样化的道路。 那么，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在欠发展的中国农村地区是否具有内源性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或者说，针对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是否能零星地看到除**产业即从事农业劳动之外的其他经济劳动方式？这些劳动方式是如何运作和发展的？是否能为其他村庄的发展提供一种借鉴，而非表面的仿效和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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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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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上海：都市内的村落延续与内生》是张文明教授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在上海农村持续8年田野调查的成果，每一个章节都是研究生们经过至少一年以上田野调查后作成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这些内容非常生动全面地记录了上海从人情交往到乡土政治等多角度的“农村事实”，展现了上海“摩天大楼”以外鲜为人知的乡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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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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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兼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师从三谷孝教授。出版个人专著《中国村民自治の实证研究》（东京，御茶水害房），《上海农村调查》（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发表各级各类学术论文39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研究项目23项，主要致力于内陆农村内生发展及大都市郊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实证调查研究。 邓辰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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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章 互惠原则与农民的随礼行为**节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概念界定三、上海市奉贤区N村概况第二节 N村的随礼场合及其变迁一、村民的随礼场合二、婚礼场合与随礼变迁三、生育礼场合与随礼变迁四、丧礼场合与随礼变迁第三节 礼单与N村村民的人情关系网络构建一、礼单与人情关系网络二、一个家庭的婚礼、生育礼与丧礼的礼单呈现三、村民的人情关系网络构建——以婚礼礼单为例第四节 赠予-回礼：农民随礼行为中的互惠原则一、赠予-回礼：礼金折射出的随礼逻辑二、“情”“理”合一的互惠原则第五节 结语一、一些研究发现二、启发与反思第二章 内源性发展与经济生活**节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概念界定与既有研究第二节 理论框架及调研村庄情况一、理论框架二、村落基本情况第三节 作为本土资源的土地——农民身份的重构一、经济属性：土地价值的变迁二、文化属性：土地对农民身份的重构三、土地收益下的农民理性选择第四节 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集体经济与村民个体行动一、集体经济的传统与变迁二、个体行动——手工业的出现与兴盛三、集体经济与个体行动——一个内源性发展的解释视角第五节 本土价值与管理成本——精英村民与社会关系网络一、精英力量的薄弱二、村民身份的意识“稀释”三、习惯约束力的打破第六节 结论一、农村地域身份——村落主体发展的基石二、公共参与——国家、村落与村民之间的协调机制三、城市化下的传统村落——FJ村第三章 村社共同体与乡土超越**节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概念的界定三、村庄概况第二节 社区的巨变：从城郊村到都市里的村庄一、J村模式：市场兴村二、制度升华：社区股份制第三节 社区股份制经济：都市村社共同体的再造机制一、股民身份：土地权与共同体的再组织二、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规则的投入：村庄自主治理的折射三、集体资产的重新分配：社区共同体利益的维护第四节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生活逻辑一、公共空间二、村民自我身份认知第五节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组织模式一、村组织的职能二、村社的公司体制第六节 结论第四章 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行动**节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核心概念三、村落概况第二节 A村的家庭农场一、A村家庭农场的形成与机制二、A村家庭农场经营者的主要类型第三节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的动力机制一、农民合作发生的内部机制二、农民合作发生的外部条件第四节 农民之间的合作逻辑一、农民合作过程的产生二、农民合作的行动体现第五节 农民与自治组织的合作逻辑第六节 结论与探讨一、理性选择：家庭农场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二、影响农民合作行动的因素第五章 内生秩序与乡村政治**节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研究视角与方法第二节 强制性社会关联下的村庄秩序一、村民委员会选举：利益与权力的让渡二、村级党组织：全面干预与收效甚微第三节 诱致性社会关联下的村庄秩序一、经济方面的社会关联二、文化方面的社会关联第四节 两种社会关联下的村庄秩序一、农业合作社的路径选择二、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第五节 结论与讨论一、村庄秩序的基础——村落社会关联二、村落社会关联的影响因素——国家、社会、市场三、村庄秩序内生的可能性——内发发展的可能性第六章 大学生村官与工作嵌入机制**节 绪论一、研究缘起二、相关概念与理论视角三、研究方法第二节 上海市大学生村官发展概况及运行机制一、选聘机制二、培养机制三、保障机制四、流动机制第三节 联系：融人组织群体与走进乡村社区一、同辈群体问：认同与圈子二、不同身份群体间：疏离与亲密三、打入乡村社区：熟人社会中的“尴尬外来者”四、建立联系的新方式：创业富民第四节 匹配：从不匹配到积极地自我调整一、村官个体与工作组织的匹配二、乡村社会的不适：刻板印象与污名化的困境第五节 牺牲：离开工作组织的损失与离开乡村社区的挑战一、离开组织：薪酬与潜在晋升机会的丧失二、离开乡村社区：重新适应都市的新挑战第六节 结论第七章 国家权力与网格化治理**节 绪论一、问题提出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视角第二节 乡村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模式逻辑一、“网格化”模式的提出二、上海市S镇网格化管理概况第三节 基层治理者：国家权力在“网格”中的嵌入一、社区工作站：国家权力的支点二、网格长：代理人还是当家人三、志愿者：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分子第四节 技术化治理：国家权力在“网格”中的强化一、技术化治理的构成要素二、技术化治理的成效三、技术化治理与国家权力的强化第五节 国家权力影响下的乡村社会秩序一、基层治理者的治理逻辑二、乡村社会关联第六节 结论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与强化二、国家权力影响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三、国家权力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关联第八章 村落的终结延续模式与人的流动**节 绪论一、研究与问题的缘起二、理论视角与基本概念三、样本村概况第二节 流动的村庄：作为一种可能的村庄结构一、村民外迁二、外来人口迁入第三节 村落终结一、村落文化边界日渐淡化二、村庄社会边界日益模糊第四节 村庄延续一、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二、建构新的社会关系三、村庄的政治与治理第五节 结论结语后记参考文献
封面
书名:乡土上海-都市内的村落延续与内生
作者:张文明
页数:398
定价:¥50.0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2-01
ISBN:9787508755380
PDF电子书大小:47MB 高清扫描完整版